“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魯迅回憶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后，我還要忙別的事情，因為開藥方的醫生最有名，引用的名言也很奇特：

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對庸醫的諷刺）……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這就是他童年的經歷，家道中落、由富到窮，痛切的記憶促使他一定要學好知識，天真的以為長大以后去做醫生，求治像他父親的那樣的疾病，戰爭時就去當軍醫。中醫是不可大用的，于是選擇了去日本學先進的西醫。一次偶然的機會，看電影，大體內容是日本士兵活捉了一名為俄羅斯（沙皇)作探子的中國人，殺頭時狂熱的日本人高呼“烏拉！

”而站在那里的中國留學生們卻呆呆的、木木的無任何反應！“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這大大刺傷了他的愛國熱情。

相信當務之急不是治病，而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的意識問題。怎么解決？魯迅認為必須依靠文藝的影響，于是轉向文藝，認為文藝可以喚醒大眾，這就是魯迅放棄醫學文學的原因。

魯迅前期寫作的文體大都**和散文等文學文體。《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都帶有明顯的諷刺時政的傾向，成功塑造了阿q、祥林嫂、閏土等農民形象，還有對農民教育問題、對婦女問題的深切關注。對“呆呆的看客”“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后來，蔣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背叛革命，把槍對準人民，這再次促使魯迅認識到，過去是對文藝功能的夸大，光靠文學是不夠的，政治是第一位的。

于是改寫雜文。因為隨筆來得快，批評時局、冷笑、笑罵都成了文章。很使國民**派頭痛。

多次**他的作品。魯迅雜文是他創作的最高成就，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是他受到尊重的主要原因。魯迅世界觀的形成與動蕩的時代息息相關。這不是偶然的。這是愛國負責任的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

讀完《吶喊》的自序，我了解到魯迅先生的生平和他的人生感悟，我從心底發出一種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

小時侯，魯迅幾乎每天都出入質量商店和藥店。有一個柜臺比他自己的高一倍。魯迅給久病的父親買了藥。最有名的醫生的處方真的很奇怪。回憶起我們童年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可我卻常常撒嬌惹爸爸生氣，那時候，我為爸爸做了什么？我真慚愧。

魯迅在他的父親亡故之后，便到東京留學，他一開始選擇醫學，后來有棄醫從文。學醫是為了拯救像他父親一樣被庸醫所害的人，他在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也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但后來，他意識到學習醫學只能**人們的身體疾病，更重要的是，拯救人們的靈魂。

魯迅在年輕的時候有很多的夢想，不管是學醫還是做文章，他的目的都是為了拯救被腐朽思想束縛的人們，為了拯救國家，他的這種執著的追求，不懈的努力的干勁，也激勵著我要百尺竿頭，更近一步，堅持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不斷的去挑戰自我，超越自我，相信成功會在前方等著我。

我一直以為“ 國家”離我很遠，我的存在似乎與國家無關，國家太大，太空，太遠。但是，在我看了《吶喊》的自序后，我發現我錯了，我這樣想是缺乏責任感的表現，其實，我和國家還是密切相關的，國家減免學雜費的措施不就惠及到了我嗎?我努力學好各門功課，在高考的考場上自由的發揮，之后在自己工作的崗位上做好自己該做的事，不給國家添麻煩，雖然沒有魯迅那么有影響力，但也盡了一份力。

魯迅在棄醫從文后，也遇到一些困難。但他沒有放棄。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有跨過這些坎坷，持之以恒，持之以恒，才能迎來激動人心的成功。

魯迅先生的愛國精神然我佩服不已，他將拯救人們的思想作為自己的責任，并且全身心的投入到寫作中，一篇篇優秀的文章陶冶人們的情操，提升人們的修養。他，是我們的好榜樣。

魯迅“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中醫救父夢、西醫救國夢、文藝救國夢，曾經都縈繞在魯迅年青的頭腦中，都在魯迅稚嫩的心中激蕩。美夢華而無實，如絢爛的花朵遭遇暴風雨的拍擊后紛紛地凋謝，花謝遍地，化為泥土。

四年中幾乎是每天奔波于當鋪和藥鋪之間的經歷譬如昨日發生一般，歷歷在目，可魯迅說“年紀可是忘卻了”。這種矛盾的觀點隱藏了魯迅童年痛苦的心理創傷。這是一個不可不回憶卻又不忍回憶的童年“好夢”。

魯迅，幾乎每天受到當鋪掌柜居高臨下的“侮蔑”性白眼的刺扎，這個敗落家庭的少年內心本已怦怦地劇跳，現已被扎得千瘡百孔。可憎的“世人的真面目”深深地烙在懵懂的腦海里，呲啦啦地疼。

故鄉成了煎熬情感的煉獄，這再也阻擋不了魯迅的反叛腳步。青春期叛逆倔強的青年置世俗偏見、孤母寡婦如若罔聞，執拗地“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在南京洋務學堂，魯迅知識視野的溪流從江南水鄉驟然奔向遼闊的大海，他“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

這才是父親亡故的真實“病”因——生理之病和無知之病。殺父者，不是庸醫，而是裝神弄鬼的中醫，是被裝神弄鬼的中醫欺騙卻仍舊迷信中醫的父親和家人。魯迅此時似乎意識到了自己也無意間充當了“殺死”父親的**，內疚填膺。

對于國人的無知和國人對“無知”的迷信，他“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中醫藥殺人騙人。病人愿意被殺害和欺騙。病人家屬也是。人人都是**，或是主犯，或是**。

來南京之前，家道中落、世人侮蔑、父親亡故，魯迅耿耿于懷，難以釋懷，大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狹隘報復心理。此時，魯迅的思想觸及了一個更深層、更普遍的問題——中醫等偽科學正在麻痹國人的思想，而國人卻還在醉酒。鑒于“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魯迅留學日本。

“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在醫學校課堂上，魯迅作為其中唯一的中國留學生被裹挾到日本師生野蠻的自豪、炫耀和嘲弄中，在尷尬中“隨喜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野蠻的日本人可惡，麻木的中國人更可惡;投奔**的被殺者可惡，圍觀日本劊子手的觀眾更可惡。無論前后，都對日俄“狗咬狗式”的侵略行徑無動于衷。

魯迅“美滿”的夢被“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驚醒了，他咬牙切齒般地恨，“愚若的國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因此，魯迅提出“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魯迅孤注一擲，在“冷淡的空氣中”尋找同志，他把希望寄托在熱衷于實用性自然科學的東京留學生。

此舉無異于對牛彈琴，人和財聚而復散，期待中的《新生》尚未孕育出“新生”，便已胎死腹中。

人財兩空，南柯一夢，魯迅感到了“未嘗經驗的無聊”。早期的魯迅并未深究“無聊”的原因，也許僅僅是對留學生們本身的人格產生了懷疑。但他后來感到了“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的渺小、恐懼、無助。

曾經懷有中醫、西醫、文藝救國夢時，魯迅尚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慷慨激昂，此時他的心態卻已然巨變，甚至是自暴自棄——“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經過深刻的反省，魯迅憤慨地批判自己，從否定別人到否定自己，從承認現實到承認自己，魯迅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為排遣內心的苦楚，魯迅唯有“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沉入于國民中，使回到古代去”。沒有釜底抽薪般的決絕，只有揚湯止沸般的觀望。魯迅埋藏的思想中，散落著一些不甘心的種子，他那絕望的心，一時間慢慢地流淌著冷暖的血液。

沉默等待爆發。

世人迷信，魯迅偏不，愿與虛無縹緲的鬼魂為伴，寓居縊死過人而年久失修的老宅。寧陪天國的鬼魂，不伴世間的活人;寧鈔塵封的古碑，不談聒噪的“問題和主義”;鬼魂比活人更可愛，古碑比“問題和主義”更具生氣。鬼魂和古碑相映成趣，撫慰著魯迅寂寞的形影。

陰森的宅院、滄桑的古碑、斑駁的青天、冰冷的槐蠶，魯迅再也按捺不住了。

“金心異”的拜訪把魯迅從自甘沉淪的泥淖中艱難地拽了出來。黑暗、窒息的“鐵屋子”中，人們如死尸一般，雖然死之將至，卻“熟睡”鼾雷。“清醒”反而“不幸”，即使心有不甘，無奈裝睡;“熟睡”卻能安樂，理所當然，心安理得。

魯迅對“熟睡”的人們固然有著拍案而起的憤恨，但他不情不愿的“裝睡”心態在與“金心異”的對話中再次流露出來。與屈原沉入汨羅的實踐不同，魯迅選擇了一種生存和避世的生活方式。

在喉的魚鯁吐納而出，魯迅開始“吶喊”，但前景仍然令他擔憂。他內心希望如他“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轍，但對他們能否美夢成真實實在在感到了深深地憂慮。

縱觀全文，魯迅在從事**創作前飽嘗了世事的艱辛困苦，從幼年起便彷徨于希望和失望、夢生和夢碎之間，終于一蹶不振，心灰意冷。這也許是中國文化熏陶出的文人的宿命。“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也許魯迅后來用鋒利的文字猛烈殺伐中國舊的文化，但不可否認，魯迅身上秉承著先秦時期孔子式的品格。

? 還鄉夢自序讀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