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著，他說到：“傳統中國畫發展的停滯現象的另一個原因——理論的薄弱。事實上，“六法”已經成為中國畫審美判斷和創作方法的最高司法**。

盡管在謝赫提出"六法"之后，歷代畫家和理論家均對這一理論有所補充，卻基本上沒有對其作出大的修正”。但是，我覺得，就像我們中國畫講究“品”一樣，僅僅一個“氣韻生動”、“傳移模寫”絕對能夠給人無盡的聯想，從而闡釋出一片海闊天空來，所以這個所謂的“薄弱”是不準確的，應該是“相對薄弱”。而且也有學者認為，“六法”的外延很大，如果把“六法”看成是中國畫的緊摑咒，那么，這不是中國畫的悲哀，而是藝術家的不幸。

這是李小山對中國畫認識的一個偏差，我們不能用西畫的理論和標準來對待中國畫，就像我們不能用 “西裝”批評“唐裝”一樣，因為那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

然后，他在文中肯定了劉海粟、林風眠等人的貢獻，又說李苦禪、黃胄等畫家就遜色多了，李苦禪的作品是七拼八湊的典型，黃胄和程十發的作品是千篇一律的重復，停滯不前和粗制濫造是他們的主要毛病。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代的批評家很欠缺的地方：毫不留情，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的根源所在，批評就該有批評的力度和針對性，不能總是軟綿綿和無關痛癢的評論，因為一旦缺乏了尖銳的批評，藝術的評價系統就會扭曲，藝術的高度也就難以達到，藝術的道路就會越走越狹隘。

文章的最后，他指出“這個時代所最需要的不是那種僅僅能夠繼承文化傳統的藝術家，而是能夠作出劃時代的貢獻的藝術家。不必擔心，生活在現代中國的真正藝術家，既不會“全盤西化”，也不會固守“國粹”。”的確，藝術和藝術家自會找到出路。

他的文章是用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話來結束的：“同意大家神靈的人未必真誠，不同意大家神靈的人未必不真誠。”我很喜歡這樣的結尾，言有盡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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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認為只有聯邦制下才存在地方政府間競爭，單一制下不可能也不允許存在地方政府間競爭，如果出現了，只能被視為一段雜音，而應對的方法則是加強集權，回到原有的制度框架下來解決。

本書作者認為單一制下，不論是在計劃經濟時代，還是當前的市場經濟時代，都存在地方政府間競爭。在計劃經濟時代，競爭的對象是中央政府掌握的稀缺資源，地方政府競爭的手段則是迎合中央的政策與要求，以換取中央對地方的支持，或是轉移支付，或是優惠政策等等。在市場經濟時代，居民和企業掌握退出選擇權，而中央的影響體現在，通過領導干部績效考評制度對地方進行約束，正是由于這種關系，居民和企業在私益產品領域的貨幣退出以及公共產品領域的“以足退出”才能夠對地方政府產生影響。

地方政府間競爭存在三種狀態，一是對抗的競爭，多方對同一流動要素進行競爭，為此，地方政府不惜下血本，甚至違背相關的法律規定，在稅收、環境保護上向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妥協；二是差異化競爭，地方政府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吸引特定的流動要素；三是合作化的競爭，地方政府間基于優勢互補的緣故，兩兩聯合，以應對和第三方的競爭。此三種競爭在理論上來呈現為一種演進的關系，但在實際過程中通常同時存在，地方政府間的競爭往往是多面的、立體的。

地方競爭既可能產生積極效應，如推動市場化改革、提高公共產品的質量和效率、促進產權制度的完善，也可能出現消極效應，譬如資源浪費、扭曲市場機制、轉嫁競爭成本而造成的社會不公平等等。作者認為，地方政府并不會自主地從對抗性競爭過渡到差異化競爭從而構建互利性合作關系。

通過對美國地方政府間競爭經驗的總結，作者提出規范我國地方政府間競爭的對策：

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會力量三方面同時著力，來促使地方政府間競爭朝著規范、良性的方向發展。首先，中央政府的任務在于，必須維持和保護統一的全國大市場，遏制地方保護主義，使地方只能通過回應個人和企業的呼吁來贏得競爭；同時推動中央和地方的權限規范制度化，讀書筆記.使地方政府對中央的行為具有穩定的預期，進而得以在競爭中制定長期的規劃；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保證平等的競爭。其次，地方政府除了作為規范的對象之外，同樣可以有所作為，一是不斷發掘本地區的優勢，在競爭中盡量避免對抗性的競爭，二是構建地方公共財政能力，如果沒有充足的資源和能力，地方政府即使可以發現和細分流動要素的偏好，也難以在競爭中滿足流動要素的需求。最后，從社會力量的角度來說，培育民營經濟，以遏制地方政府轉嫁競爭壓力、攤派各類費用的行為；促進第三部門的發展，以聚集分散的個人和企業的呼吁，從使之有能力與地方政府進行談判，避免居民或企業不得不選擇更大成本的“以足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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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的油畫藝術，它作為西方的舶來品，在中國經歷數百年之久，已經開始慢慢融入到中國人的生活當中。在這一過程之中，其在借鑒和吸收西方表現主義諸多流派其精華的同時，也注意到與本民族的文化藝術精神的再造。本文將從其發展過程來研究中國當代表現主義藝術的特征以及對中國油畫藝術的本土化影響。

關鍵詞：表現主義繪畫；中國油畫藝術；表現性特征

繪畫中的表現主義，起源于德國，之后在詩歌、戲劇、小說等領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二十一世紀初，由于全球化浪潮的影響日趨顯著，任何一個地區或角落發生輕微的變化，都會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的顫動。中國油畫藝術自從西方傳入以來，經過數百年的演變，開始日趨成熟起來。對于中國當代的表現性油畫藝術，其產生與西方的表現主義有著一定的關系，除了受中國傳統寫意觀念的影響，而且在程度上，也正是受西方表現主義觀念的影響，才會有中國油畫中的表現性因素的形成與發展。

一、西方表現主義藝術的歷史追蹤

表現主義繪畫，它追求的是自我及內心的探索，是新一代的年輕人尋求知識的力量。

他們在西方現代哲學中尋找理論上的依據，之后在藝術領域出現了表現主義。表現主義，是指藝術中強調表現藝術家的自我感受和主觀情感，形成的一種對形體進行變形乃至怪誕處理的思潮。在藝術觀念上，反對藝術的目的性，并且認為主觀是唯一的真實，否認客觀世界的客觀性，用以發泄藝術家們內心激烈的情緒。表現主義是社會文化危機下，人們精神混亂的反應，在動蕩不安的社會時代，表現的'更為突出和激烈。表現主義藝術在形式上不追求清晰地色彩表現，也不追求準確和穩定地造型，而是以情感上的沖動為契機，突出藝術上色彩的情緒表達。表現主義繪畫藝術，對表現對象時更多的是主觀上的處理，畫面上也不完全遵循科學的客觀規律。因此，對于客觀物象的塑造是更具表現力的主觀情感塑造，而不是傳統的再現性。在畫面形式上，重視色彩對人的心理上的影響，以表現出色彩的情緒化；構圖上，它有意識地增強了構圖的抽象性，不再遵循傳統繪畫中的構圖基本原則和表現如傳統繪畫中的和諧之美。繪畫中的表現主義首先發生于戲劇和小說等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表現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威廉沃林格在《狂飆》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里，并且和塞尚、梵高等畫家聯系在一起。埃米爾諾爾德、凱斯凡東根等；“青騎士”畫派，發源于弗朗茲馬爾克、奧古斯特馬克等。橋社的藝術家反對傳統繪畫寫實，強調的是對物象進行變形處理，注重個性、主觀感受及感情色彩的藝術特點；青騎士畫派在繪畫形式上則超越了表現，對客觀事物的處理更加抽象，對主觀情感的表達也更加直接。正如馬克所說，這些畫家在“創造一種傳統，而不是追隨一種傳統”。表現主義運動雖然最先產生于德國，但是早在北歐一些國家的傳統藝術中，就有表現主義因素的存在。比如：早期的日耳曼人蠻族藝術；中世紀產生的哥特藝術；文藝中期有些藝術家的作品中，也存在夸張乃至變形的藝術形象，這些都表現出了強烈的表現主義傾向。此外還有杰克遜波洛克、羅斯科和紐曼等人。二戰后，美國的藝術家們憑借抽象主義進行了自我解放，擺脫了歐洲藝術家們的影響，還產生了一些新的觀念。比如波普藝術、偶發藝術、大地藝術、觀念藝術以及行為藝術等，這些都是美國在當時成為引領國際藝術思潮的實驗基地。但是，在馬庫斯呂佩爾茨、約爾格伊門多夫等。

二、中國當代表現性繪畫

中國的油畫藝術，自從歐洲傳入以來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整體的發展來看，它幾乎涉獵了歐洲油畫發展的全部過程。

王濟遠、陳抱一、龐薰琹等等，但是對油畫真正的研究出現在道家與禪宗是構成華夏美學體系的三大基石，儒家和道家、禪家分別作為理性主義哲學和非理性主義哲學，對中國藝術的產生有著重大的影響。在中國，藝術活動本身追求的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功能，其追求的是寫意而不是物象，也表明在中國有表現主義生存與發展的豐厚土壤。此外，中國表現性油畫藝術的產生，一方面受西方非理性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傳統哲學的影響，這是中國表現性藝術在中國發生發展的理論內核。中國傳統的寫意繪畫，向來就具有明顯的表現性，這一點與西方的表現主義更是相同。自本世紀中國現代繪畫之初，到當代中國繪畫的異彩紛呈，這都彰顯著表現主義精神對人性的解放與贊頌，也正是這種超越時空、超越民族的文化上的共同點，使東西方藝術在精神追求上殊途同歸。所謂中國表現主義繪畫，它是指寫意為核心，宣揚藝術家主體內在的激情以及藝術的自律性。表現主義繪畫不追求事物的外在形象特征，而是對事物進行變形處理，來抒發藝術家的個人情感。表現主義繪畫，因為強調抒發藝術家的個人內在情感，所以在形式和色彩上往往突破傳統繪畫基本規律，充分尊重藝術本體的自律性，這也充分體現了東方表現主義藝術所追求的“境生于象外”的藝術特征。中國表現性繪畫重寫情感、寫意以及對自由感的追求，這使得表現性藝術呈現出多種形態特征。無論是在色彩上，還是在造型以及筆觸上，它的語言形態都呈現出一種非靜態、非平衡，充滿自由感和情感化的動勢結構。表現主義藝術不追求色彩的穩定表現和造型的清晰準確，而是借助內心的激情，來盡情抒發藝術家的審美情緒，以使得藝術家的意趣、情感得以最大化的表現。表現主義繪畫這一特征，打破了藝術中常規的理性邏輯，向人們展示一種新的精神構成原則、構成方式。在中國，表現主義繪畫雖然起步晚，但是卻有著西方表現主義繪畫體系作為參照。在當代中國繪畫的進程中，西方表現主義觀念從各個方面影響著中國繪畫藝術。但是從中國傳統繪畫的重傳神與寫意來看，其本身就存在著表現性因素，這也是中國當代表現主義繪畫發展與繁榮的必然所在。中國當代的表現主義油畫藝術，它作為一種新的風格，既與中國傳統表現藝術不同，也不同于西方各表現主義藝術。中國當代表現性藝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現象，它的存在既有其精華部分，也必然存在糟粕。表現主義藝術在中國起步較晚，對其研究還不夠深入，因此，表現性油畫藝術應該多吸取別的畫派的長處和優勢。在進行藝術表現時，不要只停留在形式語言的創新上，要更多地關注文化內涵和精神品味，使其朝著注重本土文化藝術精神與西方表現主義相融合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王瑞蕓著《新表現主義》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出版

[2]翟墨王端廷主編崔慶忠編著《表現主義》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出版

[3]鄒躍進著《新中國美術史》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出版

[4]陳傳席著《中國繪畫美學史》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出版

[5]陳綬祥著《文心萬象》吉林美術出版社1999年出版

[6]王宏建，袁寶林主編《美術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項目：本項目得到江蘇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基金資助，項目編號：2015YYB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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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與這種國體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這種國體相適應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構成了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內容和基本框架，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集中體現。

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多黨合作制度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關系。

━━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和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并鞏固起來的，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8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維護了國家統一和各民族團結;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探索出了一條正確道路。中國是一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國土、13億人口、56個民族的發展中大國。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保證，是維護中國國家統一、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保證，是把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建設美好未來的根本保證。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的政治共識。

━━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的參政黨。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在要求和各民主黨派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實際作用，決定了民主黨派的參政黨地位。各民主黨派作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屬于人民的范疇，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政，是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參政黨的地位和參政權利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形成了團結合作的新型政黨關系。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長期的共同奮斗中，形成了親密的友黨關系。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得到各民主黨派的認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各政黨的共同目標。在保持寬松穩定、團結和諧的政治環境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實行廣泛的政治合作，照顧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質利益，團結他們一道前進。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具有豐富的內容。第一，中國共產黨就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事務同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實行相互監督。第二，各民主黨派成員在國家權力機關中占有適當數量，依法履行職權。第三，各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國家及地方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的領導職務;各級人民政府通過多種形式與民主黨派聯系，發揮他們的參政議政作用。第四，各民主黨派通過人民政協參加國家重大事務的協商。第五，中國共產黨支持民主黨派參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是各民主黨派履行參政黨職能的重要內容，是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一大特色。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這種監督是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由于中國共產黨處于領導和執政地位，更需要來自民主黨派的監督。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內容是：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情況;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執行情況;中國共產黨各級黨委的工作和中共黨員領導干部履行職責、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況。民主黨派的監督，對于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健全社會主義監督體系，有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創立了一種新型的政黨制度形式，在世界政黨制度中獨具特色。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既親密合作又互相監督，而不是互相反對。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各民主黨派依法參政，而不是輪流執政。這一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相適應，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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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陰歷三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蘇省蘇州市。

在家中由祖父、母親、叔父教識字、讀書。

入私塾，讀《四書》畢，又讀《詩經》、《左傳》畢，讀《禮記》未畢。讀書之余喜聽家人講民間故事及蘇州的掌故舊聞，由此啟發了對歷史的興趣。讀書不肯盲從，喜在書上批抹。8歲時根據《四書》中之歷史系統及祖父所講天地開辟的神話，串聯成一篇《小史》。又讀《古文翼》，學父親學作文。自讀《新民叢報》，喜愛梁啟超的文章。

考入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入校不久，因患足疾在家養病兩月，閱《漢魏叢書》及《二十二子》，略識古書全貌。病愈返校，英文、算學遂不及人，故益致力國學。始讀《國粹學報》，接受章太嚴”整理國故“的思想。

考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堂。受師友影響，極愛詩文，并常到玄妙觀舊書肆閱覽。二年級時，每晚由祖父教讀《尚書》、《周易》、《禮記》，半年余讀畢。翻閱《國朝先正事略》，從閻若璩傳中得知其已把《古文尚書》辨明是魏晉間人偽造的；感到《今文尚書》中《堯典》等篇與《偽古文》文氣相似，亦欲辨之。又讀姚際恒《古今偽書考》，知其將《漢魏叢書》中不少書列為偽書，深感古書中問題之多。

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因報農科，編入二部。制圖、數學功課吃力。12月，每晚到化石橋聽章太炎講學，得知今古文經學的分歧，愿從章太炎”六經皆史“的觀點。嗜觀京戲。

因欲改入文科，休學半年，每日看戲，由此認識到戲劇故事的變遷。秋后入預科一部，始正式用功。聽馬裕藻國文課、沈兼士文字學課，甚得益。自讀八種書，依次按日圈點誦讀，其中從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里得知上古有”神話時代“和”傳疑時代“。受章太炎攻擊今文家”通經致用“的啟發，敢于為求真而治學。

記《寒假讀書記》，此為畢生所記200冊讀書筆記之首。

作《〈古今偽書考〉跋》 (《古史辨》第一冊)。

因病休學在家。始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受其”上古事茫昧無稽“的觀念影響；知今文家自有其立足點，古文家亦有不可信處。

作《清代著述考》，成稿20冊。編《學覽》、《學術文抄》。夏，考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聽陳漢章中國哲學史課、崔適春秋公羊學課、陳大齊西洋哲學史課。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聘陳獨秀、胡適任教。聽章士釗邏輯課、胡適中國哲學史課、修辭學課，胡適講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丟開三皇五帝而從周代講起，在學生中產生極大震動。又讀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從胡適學作白話文。

因妻病故而患失眠，休學在家。北大教授征集歌謠并在《北京大學日刊》陸續發表，讀后感耳目一新。冬，參加北大同學傅斯年等發起成立之新潮社，為首批社員。

在家養病，搜集歌謠，方知歌謠也和小說戲劇中的故事一樣，會隨時隨地變化。又將搜集范圍擴大到方言、諺語、謎語、唱本、風俗、宗教各種材料。9月，到校復學。作《中國近來學術思想界的變遷觀》 (《中國哲學》11輯，1984年)。

夏，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為圖書館編目員。讀胡適《〈水滸〉序》及辨論井田的文字，認識到故事的來歷和演變有許多層次，研究古史也可以應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冬，應胡適囑，搜集姚際恒辨偽資料，標點《古今偽書考》，欲總結前人辨偽的成績。

任北大圖書館職，兼管國文系參考室。秋，兼任北大預科國文講師，授作文課，旋辭。11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開辦，任助教，兼圖書館事。

與胡適、錢玄同討論辨偽書、偽事，計劃編輯”辨偽叢刊“(通信刊《古史辨》第一冊)。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提出《偽史考》設想。標點《四部正訛》、《諸子辨》等，輯錄《詩辨妄》，決定標點《崔東壁遺書》。助胡適搜集曹雪芹家世資料，與胡適、俞平伯討論《紅樓夢》(通信分刊《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4輯、《紅樓夢學刊》1981年3期)。自本年起，始記《頡剛日程》，歷60年。

因祖母病，請長假歸蘇。為商務印書館編中學語文、歷史教科書，由此研究《詩經》、《尚書》、《論語》中古史資料，從堯、舜、禹的地位的演變發現古史是層累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個反背，由鄭樵詩說啟發了對《詩經》的懷疑，并敢于以歌謠去研究《詩經》。始識王國維，與之通信討論《尚書》(通信分刊《文獻》15、18輯，1983年)。始標點《崔東壁遺書》。

又作《鄭樵著述考》 (《國學季刊》1卷1號，1923年)。 《鄭樵傳》 (《國學季刊》l卷2號，1923年)。《〈非詩辨妄〉跋》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周刊》6期，1925年)。

在《努力周報》上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刊《古史辨》第一冊)，提出”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觀，引起一場古史大辯論。在辯論中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來一統、古史人化、古代為黃金世界四個觀念。標點姚際恒《詩經通論》 (中華書局，1958年)。與友人成立樸社，欲自行出書。12月，回北大研究所復職。年底，赴河南參觀新鄭出土文物。

又作《〈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 (《古史辨》第三冊)。《鄭樵著述考》(續) (《國學季刊》1卷2號)。《〈紅樓夢辨>序〉 (本書首，商務印書館，1923年)。《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古史辨》第一冊)。《答劉胡兩先生書》 (《古史辨》第一冊)。 《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 (《古史辨》第一冊)。《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 (《古史辨》第三冊)。

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編輯《國學季刊》、《歌謠》周刊。作神道、風俗文多篇入《歌謠》。又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入《歌謠》(《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引起巨大反響，一時成為數十位學者共同的課題；編《孟姜女專號》。前幾年所集《吳歌甲集》被北大歌謠研究會作為該會歌謠叢書第一種，先刊于《歌謠》，遂整理之。 兼任孔德學校教員，作《國史講話》。為《語絲》、《現代評論》作文。

又作《我的研究古史的計劃》 (《古史辨》第一冊)。《紂惡七十事的發生次第》 (《古史辨》第二冊)。《宋王偃的紹述先德》 (《古史辨》第二冊)。

《歌謠》周刊擴張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后，繼續編輯。受北大風俗調查會之托，與同人到妙峰山調查進香風俗，歸后編輯《妙峰山進香專號》，作《妙峰山的香會》入專號(刊《妙峰山》)。

作《吳歌甲集附錄·寫歌雜記》發表(《吳歌甲集》)。作《尚書》單篇譯文發表(《〈盤庚〉中篇的今譯》、《〈盤庚〉上篇今譯》、《〈金滕〉篇今譯》均《古史辨》第二冊)，受到學術界好評。

”五卅“慘案發生，承北大同人推作文字向民眾宣傳，因以通俗文字作傳單，效果甚好。又任北大救國團出版股主任，編輯《救國特刊》刊于《京報》。

與友人在京重組樸社，任總干事。開門市部景山書社，預備出書。

又作《論古史研究答李玄伯先生》 (《古史辨》第一冊)。 《虞初小說回目考釋》 (《古史辨》第二冊)。《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 (《古史辨》第三冊)。《答柳翼謀先生》 (《古史辨》第一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詞》(本刊13期，1926年)。

編著之《古史辨》第一冊由樸社出版，作長篇自序，說明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所以有這種主張的原因。此書在學術界及社會上引起轟動。《崔東壁遺書》大致編訖，交上海亞東圖書館待印。《吳歌甲集》由北大出版。《諸子辨》由樸社出版。到華文學校講演，始識恒慕義(a．w．hummel)、博晨光(l．potter)。

8月，抵廈門。任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史學研究教授，編《國學研究院周刊》；兼國學系名譽講師，授”經學專書研究“課，講《尚書》，編《尚書講義》。

又作《孟姜女故事研究》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瞎子斷匾的一例--靜女》 (《古史辨》第三冊)。《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于世界的想象》 (《古史辨》第二冊)。《蘇州的歌謠》 (日本《改造雜志》8卷8號，1926年)。《〈諸子辨〉序》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4月，應中山大學之聘，抵廣州。校中派往江浙一帶購書，作《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刊《文獻》8輯，1981年)。10月，返校，任中山大學史學系教授兼主任，授”中國上古史“、”書經研究“、”書目指南“課及文史導課，編講義《中國上古史》、《尚書學》。又主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編《圖書館周刊》。在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內發起成立民俗學會，議決刊行叢書。

又作《讀李崔二先生文書后》(《古史辨》第二冊)。《悼王靜安先生》 (《文學周報》276期，1928年)。

又任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事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出版物審查委員會委員、圖書館委員會委員、圖書館中文舊書整理部主任。編《民俗》周刊，辦民俗學傳習班。編《妙峰山》、《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三冊、《蘇粵的婚喪》，作為民俗學會叢書出版。9月，任”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中國上古史實習“、”三百年來思想史“課，編講義。12月，任中大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主任。

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邀，與傅斯年等共同籌辦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后因與傅意見不合退出籌辦。 校點《子略》，由樸社出版。 又作《〈民俗〉發刊詞》 (本刊1期，1928年)。《圣賢文化與民眾文化》 (《民俗》5期，1928年)

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2月，離廣州北返。9月，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導師研究員及學術會議委員。又任燕大歷史學系教授，授”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編講義，至次年編畢。又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

在樸社議決出版《辨偽叢刊》，《四部正訛》出版。標點《詩疑》入《辨偽叢刊》。 始識錢穆。

又作《〈四部正訛〉序》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 《〈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古史辨》第三冊)。《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 (中華書局，1988年。其中：25章《論〈易系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又刊《古史辨》第三冊；32章《王肅之五帝說及其對于鄭玄之感生說與六天說之掃除工作》又刊《史學論叢》2期；1935年；33章《三統說的演變》、34章《潛夫論中的五德系統》又刊《古史辨》第七冊；《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又刊《古史辨》第五冊)。

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及學術會議委員，研究《堯典》、《禹貢》之著作時代問題，《周易》經傳之著作時代問題，三皇五帝之系統問題。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主編此刊第七、八期。仍授”中國上古史研究“課，并就講義所論”帝系考“擴展而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刊《古史辨》第五冊)，專門研究王莽時代的五帝說，揭露古史體系層累構成的經過。任燕大圖書館中文國學書籍審購委員會委員。

編著之《古史辨》第二冊由樸社出版，作自序。陸續編校《書序辨》、《詩辨妄》、《左氏春秋考證》等書入《辨偽叢刊》。《古今偽書考》、《詩疑》由景山書社出版。始與徐文珊合作整理《史記》。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會員，兼北平志編輯委員。

又作《〈詩疑〉序》(《古史辨》第三冊)。 《〈古今偽書考〉序》(《古籍考辨叢刊》第-集)。

因燕大國學研究所結束，則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春，與燕大同人組成考古旅行團，到河北、河南、陜西、山東四省調查古物古跡，其中專去大名訪問崔東壁故里，歸作《辛未訪古日記》(刊《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開明書店，1947年)。8月始，作《〈堯典〉著作時代考》(刊《文史》24輯，1985年)。9月，授”尚書研究“課，講《堯典》，編《尚書研究講義》。編輯《尚書學》。

9月，始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兼課講師，授課同燕大編著之《古史辨》第三冊由樸社出版，作自序。 任北平圖書館購書委員會委員。

1月，赴杭省親，以淞滬抗戰，交通阻隔，留杭5月在杭為燕大圖書館購書，于一藏書家處發現姚際恒《儀禮通論》鈔本，乃借抄之。9月，在燕大、北大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講《禹貢》，編《尚書研究講義》，至1934年。又任北大”中國通史“課，講神話中的古史、秦漢宗教等。據燕大《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所論三皇部分始撰寫《三皇考》，至1935年寫畢(刊《古史辨》第七冊)。

又作《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古史辨》第四冊)。《讀〈周官·職方〉》 (《禹貢》7卷6、7合期，1937年)。

2月，又在燕大歷史系代”秦漢史“課，據《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及上年在北大所講編講義，此講義后以《漢代學術史略》為題多次出版(五十年代后，又以《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為題多次出版)。9月，又任兩校”春秋戰國史“課，編講義。

《古史辨》第四冊由羅根澤編著，由樸社出版。為此書作序，提出擬寫帝系、王制、道統、經學四考的設想，欲分別打破古史中種族、政治、倫理、學術的偶像。

請人繪制《地圖底本》，至1937年止。 任燕大教職員抗日會宣傳干事，發起征集抗日鼓詞，以”三戶書社“名義出版，又辦金利書莊銷售之。后書社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任主任，其目標除提倡抗日救國外，并注意于國民道德之培養及現代常識之灌輸。8年間出版通俗讀物小冊子．600余種，行銷5000多萬冊，以大鼓書體裁為多。

又作《州與岳的演變》 (《顧頡剛選集》)。《讀〈尚書·禹貢篇〉之偽(孔傳)與孔氏〈正義〉》（《禹貢》7卷1-3合期，1937年)。

2月，因授”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便以學生課作為基礎，創辦《禹貢》半月刊，與譚其驤合寫發刊詞。夏，與燕大同人去綏遠參觀，了解到邊疆和民族問題的危機，歸后便將《禹貢》半月刊的方向轉到這方面。至”七七“事變時，此刊共出七卷81期，造就了”禹

貢學派“。

作《古史辨》第五冊自序。 編輯《大公報·史地周刊》，至1936年。 任故宮博物院理事。又作《〈五藏山經〉試探》 (《史學論叢》1期，1934年)。作《兩漢州制考》 (《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和辨偽》 (《古史辨》第七冊)。《讀〈爾雅·釋地〉以下四篇》 (《史學年報》2卷1期，1934年)。《古史中地域的擴張》（《顧頡剛選集》）《王同春開發河套記》(《禹貢》2卷12期，1935年)。

編著之《古史辨》第五冊由樸社出版。 以燕大規定教書滿5年者可休假1年，3月，應北平研究院聘任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

10月，任北大”春秋史“課，編講義。

作《〈崔東壁遺書〉序》 (本書首，亞東圖書館，1936年)。

主編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

讀書筆記吧必讀系列:
• 建設幸福中國·上學篇讀后感?|?中國當代兒童詩歌選讀后感?|?《鄉土中國》1-14章概括?|?《當代小學生》讀后感?|?當代中國政治思潮讀后感?|?當代中國政治思潮讀后感

7月，任燕大歷史系主任。9月，任兩校”春秋史“課，重編講義，童書業助之。又在燕大新開”古跡古物調查實習“課，為養成學生自動搜集材料之興趣，俾所學不受書本限制，率領學生調查北平及涿州、宣化等地古跡古物。

編訂之《崔東壁遺書》由亞東圖書館出版，此項工作前后歷15年。

與徐文珊合理之《史記》(白文本)由北平研究院出版，為此書作序。主編之《尚書通檢》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為此書作序。

5月，成立禹貢學會，任理事。八月，任理事長。 5月，與胡適、錢玄同等發起成立風謠學會。 9月，與馮家升在燕大發起成立邊疆問題研究會，任理事。 11月，與北平研究院同人赴陜西出席考古會年會。

又作《禪讓說出于墨家考》 (《古史辨》第七冊)。 《夏史三論》(與童書業合寫) (《古史辨》第七冊)。《吳歌小史》 (《顧頡剛選集》)。《墨子姓氏辨》 (《史學集刊》2期，1936年)。有仍國考》 (《古史辨》第七冊)。

始識平岡武夫。 4月，西北移墾促進會成立，任主席理事。 5月，風謠學會開年會，被選為會長。

作《蘇州近代樂歌》 (《歌謠》3卷1期，1937年)。《九州之戎與戎禹》 (《古史辨》第七冊)。《春秋時代的縣》 (《禹貢》7卷6、7合期，1937年)。《鯀禹的傳說》 (與童書業合寫)(《古史辨》第七冊)。

”七七“事變后，與通俗讀物編刊社遷綏遠。 8月，應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聘，任補助西北教育設計委員。9月，抵蘭州，考察甘肅省及西寧市教育。任甘肅青年所辦”老百姓“

社社長，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作抗敵宣傳。

至甘肅臨洮、渭源辦小學教員講習班，至隴西10余縣考察。10月，抵昆明，任云南大學教授，授”經學史“、”中國上古史“課。 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重組吏學研究所，仍任歷史組主任。 在昆明《益世報》創辦《邊疆》周刊。

羅根澤編著之《古史辨》第六冊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七七“事變后樸社停業。

在云南大學以語體文編《上古史講義》，并將專題研究結果以注語形式附正文后(刊《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 住昆明北郊浪口村，盡力讀書，記筆記《浪口村隨筆》。

9月，抵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任齊大”中國古代史“課。

又作《中華民族是一個》 (《益世報》1939年2月13日)。

上半年任齊大”中國古代史“、”古代史實習“課。秋，在研究所任”目錄學“、”春秋學“、”經學“、”古物古跡調查實習“，”編輯方法實習“課。 創辦《責善》半月刊及《齊大國學季刊》。12月，應四川省政府古物保存委員會邀到外縣視察古物古跡。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

3月，中國邊疆學會成立，任理事長，后該會與重慶等地邊疆學會合并，任總會副理事長。

作《古代巴蜀與中原之關系說及其批判》(刊《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月，抵重慶，任文史雜志社副社長，主編《文史雜志》，至1949年。

11月，至中央大學兼課，授師范學院國文系”古代文學“課、文學院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課。《古史辨》第七冊由呂思勉、童書業編著，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任中央大學專任教授，秋，授文學院史學系”春秋戰國史“課，講課筆記后以《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為題出版(巴蜀書社，1988年)；又授師范學院國文系”史記研究“課。任中大出版委員會委員、出版部主任。 代理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又作《秦漢時代的四川》 (刊《論巴蜀與中原的關系》)。

辭邊疆語文編譯會、中央大學職。 4月，與人合辦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任社長。11月，大中國圖書公司成立，以史地圖表社為編輯所，任所長。主編”中國名人傳“。

3月，中國史學會成立，任常務理事。

3月，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授”史記研究“課。秋，授”春秋戰國史“、”歷史地理“課。 作《西北考察日記》 (合眾圖書館油印，194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

任北碚修志委員會常務委員。齊魯大學又邀任國學研究所主任，11月，抵成都，任齊大”中國地理沿革史“、”春秋史“課。后以校中起風潮，即返重慶。

又作《〈詩經通論〉序》 (《文史雜志》5卷3、4合期，1945年)。

秋，在復旦授”歷史地理“、”方志實習“課。 任北碚修志委員會主任委員。

11月，任文通書局編輯所所長，編《文訊》。

2月，抵北平，查尋為日人所掠去之藏書。擬恢復禹貢學會，主編《禹貢》周刊。

7月，大中國圖書局在滬開辦，任總經理，至1953年。

8月，任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教授，授圖書博物館系”中國目錄學“課、社會事業系”中國古代社會史“課。11月，任復旦大學”中國史學名著選讀“、”商周史“課。任蘭州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 編輯《益世報·史苑》。 文通書局編輯所遷蘇。

1月，辭復旦大學職。

春，在社會教育學院授”民眾讀物“、”考古學“課；秋，授”中國社會史“課；

又創辦《民眾》周刊。6月，民眾讀物社成立，任理事。7月，任理事長。

與丁君l主編”中國歷史故事小叢書“。 《文史雜志》改由文通書局出版。為此刊作《復刊詞》(刊6卷1期，1948年)。

在社會教育學院又授”上古史料研究“課。3月遷居至滬，課由人代。

6月，抵蘭州，就職蘭州大學。授”上古史研究“課，編講義。12月，返滬。

理《西北考察日記》、《上游集》、《浪口村隨筆》交合眾圖書館油印。

5月，任誠明文學院教授，授”目錄學“、”春秋左傳“課。8月，任該校中文系主任。9月，授”校勘學“、”傳記研究“、”中國文學史“。

12月，任震旦大學教授，授”專書選讀“課。

在誠明文學院又授”史記比較研究“、”尚書研究“課。 在震旦大學又授”考證學“課。

作《昆侖傳說與羌戎文化》(其中：《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刊《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1期；《(山海經)中的昆侖區》刊《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1期；《〈莊子〉和〈楚辭〉中的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刊《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2輯；《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刊《文史哲》l卷2期，1951年；《〈禹貢〉中的昆侖》刊《歷史地理》創刊號，1981年；《昆侖和河源的實定》刊《歷史地理》3輯，1983年；《鄒衍及其后繼者的世界觀》刊《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1輯；《〈水經〉中的河源》刊《文史集林》1輯，1985年；《酒泉昆侖說的由來及其評價》刊《中國史研究》1981年2期；《偽東方朔書的昆侖說》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輯，1985年)。

8月，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 任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干事。

8月，誠明文學院并入上海學院。秋，授”古籍整理“課。

作《尚書·周誥》校釋譯論(其中《酒誥》刊《文史》33輯1990年)。

任復旦大學兼任教授，授”中華民族史料“課。9月，上海學院被取消，任復旦大學專任教授，請假一年。

作《尚書·顧命》節譯(見李亞農《欣然齋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春，與復旦大學師生到蘇州考古。

8月，抵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此后任職未再變。

11月，任標點《資治通鑒》之總校對。

任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校點《資治通鑒》畢。始校點《史記》。

將《辨偽叢刊》十種編為《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本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并作?lt;子略>序》入此書。又編第二集，未出版(其中：《〈周官辨非〉序》刊《文史》6輯，1979年，題《”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周官辨〉序》刊《文史》37輯，1993年，題《方苞考辨〈周官〉的評價》；《〈禮經通論〉序》刊《文史》38輯，1994年，題《〈儀禮〉和〈逸禮〉的出現與邵懿辰考辨的評價》)。

應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邀，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

作《息壤考》(刊《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

校點《史記》畢。

2月，出席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和出版規劃小組成立會。

3月，應北大邀任朝鮮留學生李址麟導師。 7月，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常務理事。

著手整理《尚書》。

作《〈禹貢〉(注釋)》(刊《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科學出版社，1959年)。

5月，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始整理《尚書·大誥》，其中校勘、注釋、章句、今譯四部分一、二稿畢。

編定《史林雜識》初編。

《大誥》之史事考證初稿畢，其中《武王的死及其紀元》一章抽出，修改后另刊(《文史》18輯，1983年)。研究《逸周書·世俘》及古代歷法。

改定《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63年)。

將《(尚書·大誥)今譯》摘要發表(刊《歷史研究》1962年4期)。作《〈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刊《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冊)。繼續撰寫《大誥譯證》，至1966年。調劉起釪為助手，整理《尚書》。

春，至北大為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講”經學通論“，編提綱。

作《由”蒸“、”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刊《文史》14、15輯，1982年)。

因病，手術后至療養所，為何啟君講中國歷史，以后由何啟君將筆記整理為《中國史學入門》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又修訂版，1986年；又增訂版，1993年)。

8月，《大誥譯證》被迫暫停，此項工作歷時7年，成70萬字。其中史事考證部分以后陸續刊出(《”三監"人物及其疆地》，《文史》22輯，1984年；《周公執政稱王》，《文史》23輯，1985年；《三監及東方諸國的反周軍事行動和周公的對策》，《文史》26輯，1986年；《周公東征和東方各族的遷徙》，《文史》27輯，1986年；《康王以下的東征和北征》，《文史》29輯，1988年；《三監的結局》，《文史》30輯。1988年；《奄和蒲姑的南遷》，《文史》31輯，1988年；《徐和淮夷的遷留》，《文史》32輯，1990年；《周公東征勝利后東土的新封國》，

《中國史學集刊》1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始主持標點二十四史工作，至1978年此部書出齊。

與劉起釪合寫《〈尚書〉校釋譯論》(其中：《牧誓》篇，刊《中國史研究》1979年1期；《盤庚》篇，刊《歷史學》1979年1、2期；《西伯戡黎》篇，刊《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1集，1980年；《湯誓》篇，刊《鄭州大學學報》1980年1期；《微子》篇，刊《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2期)。

調王煦華為助手，整理積稿。9月始，將舊稿付刊。擬三、五、八年工作規劃。與鐘敬文等倡議建立民俗學及有關研究機構。

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至次年畢(刊《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導師。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

審定《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目錄。任中國史學會理事。

12月25日，逝世于北京。

一生所寫《顧頡剛讀書筆記》以后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1990年)。

? 當代中國政治思潮讀后感 ?

在中國現代史學家中，能像顧頡剛（1893-1980）那樣中外聞名的，沒有幾人。而像顧那樣，以名人專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對其領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評論的，似乎更為少見。由此看來，本書實在是彌足珍貴了。俗話說：文品如人品。這表明，兩者之間又有聯系。那么，就讓我們首先從作者談起吧。

民國時期的學界，流傳有這樣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用來諧戲那些以認識胡適（1891-1962）為榮、并將他常掛在嘴邊炫耀的學人。這句話一方面顯示胡適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適的為人。的確，胡適之交游，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車夫馬弁，在同類學者中，并無幾人可及。但其實，真正能成為胡適朋友的人，也實在沒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們當中，顧頡剛絕對是很重要的一位。19，胡適自美歸國，任教北京大學。雖然在回國以前，他已經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博得一些名聲，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與角度，將中國傳統的經學史研究，擴大和轉變為類似西方的哲學史研究，則仍然讓他感到是一種冒險，因此心存不安。胡適的這種不安也十分自然，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幾歲，自幼便受到傳統學問熏陶的學生。在他們當中，顧頡剛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蘇州世代書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譽為“江南第一讀書人家”的顧頡剛，在去北京念書以前，不但已經熟讀了那些所謂的“經書”，而且還旁涉各類書籍，并培養了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可幸的是，胡適的新方法、新態度不久即為顧頡剛所認可，顧還為他在同學中說項：“他雖沒有伯|（陳伯? |--胡適的前任）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顧還拉了另一位舊學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論”的同學傅斯年（1896-1950）去聽胡適的課。由于傅和顧的認可和支持，年輕的教授胡適才在北大站穩了腳跟。

與他的老師胡適相比，顧頡剛雖然沒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謂不早。他于19北大畢業，由胡適介紹入圖書館工作，并協助胡適編書。在工作中，他很快就發現了古史傳說之可疑，因此追根尋底、順藤摸瓜，發現了一連串的問題，由此而發起了“古史辨”的爭論。此時的顧頡剛，才三十左右，但已經全國聞名了。與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輾轉留學。他們雖然比顧年輕幾歲，但耳聞顧頡剛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贊嘆道：“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國以后，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輝煌的作為。而當年向胡適鄭重推薦顧頡剛的羅家倫，在回國之際，則寫信給顧頡剛，希求后者的幫助，謀求教職。1可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顧頡剛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轉變，從一位年輕的學生，成為了國際知名的學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學的同學，未免感嘆：“士別三日，則當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話來說就是：“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么大”！2的確，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顧頡剛名聲非但蜚聲國內，而且已經遠播海外。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W.Hummel)在《美國歷史評論》上撰文? ?檣芄蓑「鍘⒑?使賾詮攀返奶致郟??壓蓑「盞摹豆攀繁妗返諞徊嶙孕潁?氤閃擻⑽某靄媯?馕?兌桓鮒泄??費Ъ業淖源?罰?踩話壓蓑「帳游?筆敝泄?費Ы緄拇?懟?恒慕義的作法，也為后來的學者所認可。1971年，美國史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學術界第一本有關顧頡剛學術生涯的專著，題為《顧頡剛與中國的新史學》，把顧頡剛視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為一位當時還在世的中國學者立傳，這在美國的學術界，也屬少見，由此可見顧頡剛的名聲與威望。而在國內，雖然顧頡剛的名字，稱得上是家喻戶曉，但真正對他的學術加以研究的，則要在他過世多年以后。這里的原因，與顧頡剛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聯系，這在顧頡剛女兒顧潮寫的《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的后半部分，有比較清楚的描述，此不贅言。中文學術界對顧頡剛以及“古史辨”加以專題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劉起D的《顧頡剛學述》、王泛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等好幾種。德國漢學家吳素樂(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為新文化運動結果的古史辨與顧頡剛》，再度證明顧頡剛之國際名望。5

也許是早年成名的關系，顧頡剛與胡適一樣，在生前有意無意地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關顧頡剛與胡適之間最初的接觸，就是由顧頡剛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們不但能因其成就而為學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豐富的關系，使后人能不斷為之“樹碑立傳”。但是，他們兩人之間還是有所不同的。胡適成名之后，一舉一動都在眾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學的訓練，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遺留下來的文件，包括日記和手稿，非但字跡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沒有曖昧之處。即使有曖昧之事，胡適也注意不留下痕跡。如他與美國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戀情，則主要經過對方所保留的書信，而為今人所知。顧頡剛則稍有不同，堪稱“性情中人”，樂意披露自己的感情。這里的感情，并不專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對學問、人生、友情的看法。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機會，往往下筆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幾乎每次“古史辨”討論結集，只要是他負責，他就會寫一篇長序，直抒胸臆，將前因后果娓娓道來，其中的甘辛苦澀，一并呈現，讓讀者知曉。因此讀他的序言，宛如讀郁達夫的小說，有一種淋漓盡致的感受。他們都是五四時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時提? ?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鬧種鐘跋歟?淙恢窩?巳げ煌???魴苑綹裼邢嗨浦?Α9蓑「盞惱庵治姆綰托愿瘢?岳?費Ъ依此擔?蚴悄?蟮南彩攏?蛭??栽傅靨峁┝誦磯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饉?奈?酥窩В?屑?蟮鬧?妗B暈⒖上У氖牽?臼櫧??淮螅?忠云纜叟勻說淖髕肺?鰨?虼瞬⒉荒莧霉蓑「站⌒朔⒒印5?牽??奈姆縲愿瘢?故怯興?逑幀K??玫鈉烙錚?淺V苯印⒏紗啵?揮斜A簟K?惺鄙踔兩?父鋈說耐?嘧髕芳右員冉嚇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慫?甭省⒄娉系母魴浴?/P>

當然，顧頡剛能這樣做，不僅與他的性格有關，更因其史學名家的地位。由此，顧頡剛這種名家評名作的作法，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色。本書寫于抗戰勝利之后的1945年，此時的顧頡剛，雖然剛過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經是史學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評述當代中國史學（顧有合作者童書業和方詩銘兩人），自然有點“青梅煮酒論英雄”的味道，讀來十分過癮、親切。但是，顧頡剛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這一點又與他的性格人品有關。

顧頡剛雖然出身書香門第，但他的成長，卻并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坐擁書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幾部經書。相反，他由于年幼體弱，一直為其祖母所呵護，從祖母那里，聽來不少民間故事，由此而培養了他對民俗文化的興趣。以后到北京求學時，又迷上了京戲。因此他對中國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興趣。這或許也影響了他的人品性格。顧頡剛雖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則較少“名士氣”，而是顯得真誠、寬容，愿意以各種方式獎掖、提拔后進。他的治學，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奧的經學與史學，也對通俗的戲曲和民俗文化，充滿了興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傳說”的說法，正是他從對戲曲劇情的演變的探究中，啟發而來。這一“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傳說”，是顧頡剛疑古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他從戲曲的演變中看出，一部劇作的劇情，往往始簡而繁，經過幾代人的加工，而變得愈益生動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也經歷了同樣的演化路線，愈到后代，其對古代的認識，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變得愈益復雜生動。其中的原因，顯然是因為后人摻假虛構所致。他在那時所舉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傳說中的圣賢禹，或許只是古人的一種圖騰崇拜，并不是一個真人。只是到了后來，人們才把古史傳說“擬人化”，將堯、舜、禹等奉為遠古的“三代圣主”。他的這一說法，激怒了當時不少守舊的學者，視顧頡剛為大逆不道。但顧頡剛對古史傳說的解釋，從人們的常識出發，顯得簡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僅僅做基于常識的猜想，而且用考證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偽的許多證據，因此使得“古史辨”的運動，在1920年代為國人所廣泛注意。它也揭示了傳統文化的弊病，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學術論證。

但是，深知治學艱辛的顧頡剛，并沒有因此而停滯不前，而是希求通過進一步的研究，特別是對新史料的發掘和利用，對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學的、而不是在傳說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并恢復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許多對顧頡剛沒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這一想法，而是將他簡單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壞型”的學者。而其實，顧頡剛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還是一位“建設性”的學者。他在本書上編第五章評論經今文學派時，已經提到“破壞與建設本是一事的兩面”。

本書的寫作結構，比較明確地表現了顧頡剛的這一重要的、常為人忽視的另一面。本書有三編，代表了三個部分，主要描述民國史學由舊轉新的過程。在顧頡剛看來，傳統史學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為新史學的成就起了一種鋪墊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學的成功，主要歸之于新史料的開發，這自然包括那時對文獻史料的考訂與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勞獨大。但他的重點，則是要強調實物史料的發現與運用，如“安陽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發現”，“敦煌石室的發現”和“銅器的新發現”。他把這些實物史料，列于文獻史料之前，同時還把傳統史學中運用實物史料的成就，特別加以列出，以顯示新舊史學之間的聯系。于是，細心的讀者就能感覺到，雖然顧頡剛把“古史辨”的運動列于書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認為“古史辨”集了新史學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學的最高成就。相反，顧頡剛眼中的新史學，以對實物史料發現和運用為主要核心和標志。而對實物史料的發掘與運用，顯然并不是顧頡剛所長，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齟齬的傅斯年的一貫主張。傅斯年所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史學只是史料學”為信仰，以&quo t;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為口號，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和”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為目標，對中國文明的遺址，進行了一系列的科學發掘，由此而對中國的古史，獲得了新的認識。6這一新的認識，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實性，與”古史辨“所得的結論相反。雖然顧頡剛沒有完全改變他懷疑古史的立場，從他在本書中將安陽殷墟發掘的日期弄錯這一點來看，他也沒有過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畢竟是一個誠實的學者，有一種科學的寬容與大度，因此他能承認實物史料的發現與運用，代表了新史學的主要成就和發展方向。

顧頡剛不僅對新派學者如傅斯年持一種寬容、支持的態度，他對其他類型的學者，也一視同仁，能幫忙處便幫忙，能推薦處則推薦，因此他之提拽后進，在當時的學術界十分出名。抗戰以前，初出茅廬的學者，常常追隨三大”老板“，分別是”胡老板（胡適）“，”傅老板（傅斯年）“和”顧老板（顧頡剛）“。但胡與傅都有機構的支持，財力雄厚，傅斯年創辦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的關系，非同一般。而胡適則是北大文學院院長，又掌控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勢力更是龐大。而顧頡剛僅僅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北平研究院歷史組的主任，財力不能與前兩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為青年人追隨的對象，主要是他的學問和他的愛才。7顧頡剛對錢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話。錢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貧而沒有受大學教育，輾轉于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小學教書，利用業余時間治學。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遇見到蘇州養病的顧頡剛。顧頡剛慧眼識才，在讀了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手稿之后，推薦錢入京教書，先到燕京大學，以后又推薦他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上古史，使得錢穆能進入當時學術界的主流。雖然在1931年以前，錢穆還沒有公開批評胡適、傅斯年等人的治學方法和對中國傳統的態度；他甚至還在早先出版的《國學概論》中對胡適所開辟的新途徑表示出一種欣賞的態度。8但是，就錢穆的教育背景來看，要他像那些接受過科學訓練的新學者那樣注重研究實物史料來擴張史學研究的范圍，則顯然可能性不大。對此顧頡剛自然不會不知道。但他照樣竭力推薦錢穆，表明了顧頡剛之愛才與寬容的品格。

顧頡剛這種寬容大度、在探究學問方面不抱成見的態度，使得本書的內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經提到，本書寫于1945年，在艱苦的八年抗戰之后，學術界百廢待興、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則是面對當時人的一個嚴峻的挑戰，因為抗戰的爆發，已經分化了中國的學術界。在中華民族面臨嚴重危機的時代，學者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不少改變了原來的治學路線，因此而形成了與戰前不同的派別。本書既然是以《當代中國史學》為題，自然必須有一種包容一切、兼顧大家的態度，將這些不同的派別一一作評。顧頡剛之寬容大度、不含偏見的品格，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上面已經提到，他雖然自己并不參與考古發掘，卻堅持認為新史學的特長在于開發新史料、特別是對實物史料的重視與運用。同時，他還力圖突破政治的偏見，不以政治見解來決定學術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書下編第一章第二節”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數位史家，從政治態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學者，如呂思勉、繆鳳林和錢穆，但顧頡剛對他們一視同仁，純以學術質量為標準加以評論。他對錢穆的《國史大綱》，有這樣的評語：”錢先生的書最后出而創見最多“，盡管他對錢穆那樣以一人之力，寫作中國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別贊成。顧頡剛在書中的議論可以為證，他寫道：”通史的寫作，非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勝任，而中國歷史上需待考證的問題又太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斷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個時代，作專門而精湛的考證論文，如是方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斷代史，也更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見，顧頡剛本人的治學路徑，與胡適、傅斯年的比較一致。胡適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前半部之后，為了佛教的問題，做了不少專題的考證，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將胡適譏為”半部書作者“，但其實，胡適的這種作法，雖然讓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學嚴謹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而傅斯年更為極端，他干脆認為通史的寫作不是現代史學研究的目的。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寫道：”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9當然，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傅斯年的態度也有所改變，認識到通史的教育對振興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議在北大開設”中國通史“課，并鼓勵張蔭麟、吳i寫作通史。對此顧頡剛在本書中有較高的評價，特別提到該書”集合數人的力量，寫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貶低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引論》中，曾對所謂”科學派“的治史，有嚴厲的批評，那么我們就更能體會顧頡剛之寬容與大量了。

顧頡剛不但對當時人看來”守舊“的學者有一種包容的態度，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當時情形來看）等人，也充分評價他們著作的學術價值，認為他們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其實，顧頡剛雖然自己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長處，則一目了然。他在本書的《引論》中已經提到：自唯物主義史觀輸入中國以后，”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這在當時是一個十分中肯的評論，體現了顧頡剛作為一個杰出史家的眼光與睿智。可惜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為中國的史學研究提供了這樣一個方向性的轉折，但后來的發展，卻也走了不少彎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顯的進展，逐漸演變成為當代史學的主流。

走筆至此，我們已經將顧頡剛的為人與治學，結合本書的內容特色，做了一個大致上的論述。《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為了更清楚地了解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的優點和貢獻，我們還必須簡單討論一下該書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們現在閱讀此書的意義。首先談一下本書在中國史學研究上的地位。中國的史學傳統，以其歷史悠久著名，兩千年來沒有間斷，可謂源遠流長。既然是歷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實為其目標。中國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認識到”直筆“的重要。但是，中國史家也有借用史實來闡發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傳統。孔子的”春秋筆法“自然是一遠例，更親近的例子是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換言之，史評這一傳統，在中國文化中，也有長久的歷史。但是，要說史學史的研究，即對史學寫作這一文化事業從觀念到方法等各個方面加以系統研究的工作，則要等到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以后才正式成為一門學問。有人或許會說，中國古代也有劉知幾的《史通》、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評論史學的名作，由此可以證明史學史的研究在中國也早已存在，但在筆者看來，這些著作的出現，從中國史學傳統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證明傳統學者已經有意識地認識到史學史研究之獨立性。

我們說史學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沖突的背景下才出現，也不是說史學史的研究是從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國的（當然中國學者也確實參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學的方法、觀念和理論），而是說在兩種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國學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學傳統，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學史研究在中國的誕生。身處二十世紀初年的梁啟超和章太炎，面臨西方從軍事到文化的強大挑戰，提倡對文化傳統進行革新。在做這些文化革新的嘗試時，他們自然將兩種文化加以對照，結果發現它們之間雖然有許多不同，但就史學研究而言，卻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啟超寫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學的不同：”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10但中國傳統的史學，在推廣民族主義這一方面，則欠缺一籌，因此他提倡”新史學“。與他同樣對傳統學問有深厚素養的章太炎，在觀察了中西史學的異同之后，也提出史學革新的要點，是要提倡”通史“的寫作，即突破朝代史的傳統。不管他們兩人的觀察準確與否（就中西史學的表面上的異同來看，他們倆講的都十分準確），他們就中西史學傳統所做的比較，開啟了現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先河。換言之，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使得中國人發現了一個文化傳統上的”它者“。在這一”它者“的反襯對照之下，中國人開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傳統，而史學則成為這一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先鋒。難怪中國現代的著名學者，大都以史學為業，與顧頡剛同時的人中間，以史學聞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學科的學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學的研究，如哲學家馮友蘭以哲學史著名、佛學專家湯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說家魯迅之文學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詩人郭沫若則在中年即慢慢轉行到史學界了。相似的例子還有陳夢家、聞一多等人。就當時的情形看，似乎史學研究與學術研究可以劃上一個等號。甚至，這一風氣在現代中國，仍然有典型的表現。文化名人一旦對學術研究有興趣，往往從史學方面入手進行研究。小說家沉從文晚年的服飾史研究，就是證明。而武俠小說家金庸，在成為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之后，便選擇以中國古代史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學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渠道，因此中西史學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以來，就慢慢為史學家所重視，逐漸演變成為獨立的研究主題。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開始為學生講授中國史學的傳統，以后成《中國史學通論》一書。他還延請留學美國的何炳松（1890-1946），為學生開設”史學方法論“，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譯魯濱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學》則成為”本世紀初的一部著名史學譯著“（譚其驤語）。11在與中西史學傳統的對照中，中國學者也發現了一些原來不為人注意的史學史人物，如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就在現代中國學界，受到廣泛注意，與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別。胡適就出版了《章實齋年譜》一書。而何炳松不僅注意到章學誠，而且還注意到了劉知幾。與何有同樣興趣的還有”學衡派“的人物張其昀。顯然，由于學者們（特別是那些受到西學影響或訓練的學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謂”守舊“的”學衡派“人物）開始從史學史的角度反觀過去，因此而發現了中國史學的一個不同的傳統。事實上，這一研究史學史的興趣，在中國的東鄰日本，由于西學的影響，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歷史上的親近關系，日本學者研究史學史，就必然會涉及中國的史學傳統。因此，日本史家也對中國史學史，進行了研究。漢學家內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驅。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學史》一書，而且還像胡適、何炳松一樣，對章學誠的史學，頗有研究，成為現代”發現“章學誠的學者之一。現代中日學者對中國乃至東方史學傳統的重視和研究，都與他們與西方史學和文化傳統的接觸有關，也是他們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表現。

到了顧頡剛寫作本書的年代，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論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和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的專著以外，有關劉知幾、王夫之和章學誠的論文已有不少。對明朝以來的.史學發展，齊思和等人也開始著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來史學研究的變遷，錢穆在其《國史大綱》引論（此引論曾首先發表）中，也作了派別的區分，提出了說明意見。而周予同的長篇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12論述更是詳細。有關史學方法的論著，更是不勝枚舉。而才華橫溢但英年早逝的張蔭麟，則對歷史哲學，表示了不少興趣。這些都說明，在本書出版的年代，史學史的研究，已經自成風氣，獲得了中國史學界的注意。但是，像本書那樣，以史學名家出面，評論史學界成就與不足的著作，還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沒有太多同樣的例子。不久剛去世的白壽彝，當是一個杰出的例外。而當今更多的史學史專家，似乎已經為自己的興趣所限，而沒有就歷史專題做多少研究。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本書的個人特色，也即本書所體現的顧頡剛本人的人品與性格，就更能感覺到本書的獨特價值了。就拿白壽彝來說，他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來，一直為推進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貢獻，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學術領頭人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沒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個人的學術觀點和看法。此處所發的議論，主要是想凸顯本書的特色，并無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實上，顧頡剛本人也常扮演學術領導人（顧老板）的角色。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想就本書的內容再發一些議論。本書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為史學史與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討論，主要以本書反映的史學觀念為主，至于具體的內容，則留待讀者自己去發現與評論。依筆者管見，本書在觀念上有兩大特點，其一反映了現代中國學者對傳統文化與中外文化交流的態度，其二則涉及他們對歷史學性質與方法的認識。本書所反映的這兩個方面，都能為我們了解中國文化在現代的變遷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線索和證據，由此亦可證明本書作為現代中國文化經典作品的價值。

作為一位五四學者，顧頡剛在本書中所持的文化觀，具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復雜特點，即一方面信奉歷史進化論，認為中國文化在現代世界處于一種落后的狀態，有待改造和改進，另一方面則又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相信中國文化頑強的再生能力和內在的價值。這兩者之間又存在緊密的聯系：民族主義的情感既能使人對自己民族的未來充滿信心，又可以為其現狀的落后而憂心忡忡，而這一復雜心理，則又與歷史進化論的理念有關。正是由于信奉歷史進化論，才會使史家將各種文明既作縱向的前瞻，又作橫向的比較，由此而發現自己文明的位置，為其超前而竊喜，為其落后而焦慮。孰不知，由此角度來比較文明的價值，幾乎永遠無法讓人滿意，因為比較文明進步的標準自有多種，比較的方法可以各個不同，如果純作外向的比較，則無法獲得對自身文明內在價值的全面認識。

在本書的《引論》中，顧頡剛指出了在抗戰勝利之際出版此書的意義，認為”中國的歷史，從此又將走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這一新的歷史階段，在顧頡剛看來，是相對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為列強所敗而開始的那一個歷史時期而言的。他說：締結了《南京條約》之后的中國，”便開始遭受著狂風暴雨的襲擊，我們的國家，就在這狂風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掙扎；到今年，終于獲得了最后的勝利“。換言之，當時的顧頡剛認為，中國能夠打敗日本，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僅有局部的歷史意義，而且能為中國的歷史開辟一個新的紀元。不管顧頡剛的預測是否正確，他的觀點本身已經顯示了他的歷史進化論意識。

不僅如此，顧頡剛在表達了對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輝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則又對他所處的時代以及已有的學術成果，不甚滿意：”一百年前，我們對于西洋的文化，望塵莫及；一百年后，我們的文化，仍是迂緩地隨在人家的后面，與別人家比較起來，依舊相去很遠，我們真覺得對不起我們的祖宗“。但是，在表達了這種不滿之后，他又連忙指出：”這一百年之中，我們各部門的文化，也有比較進步迅速的，史學便是其中的一門，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績的一門“。這里，顧頡剛民族主義文化觀之復雜、矛盾，顯露無遺。

這種文化觀，主導了顧頡剛對歷史學性質與方法的認識。在他看來，歷史學像歷史本身一樣，會經歷一個進化的過程，而這一進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體表現為運用科學的手段發現和考證史料，從而擴充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二是視野的開闊，由原來的帝王將相擴大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本書的結構，充分體現了這種史學觀。顧頡剛不但要展現這一百年來中國史學從舊到新的轉化進化，而且還想揭示和解釋這一轉化的原因。因此，本書分有三編，上編描述”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前期“，中編是”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而下編則是”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后期“，這里的從”前“到”后“，也即從舊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說。而中編則至為關鍵，表現了顧頡剛對這一轉化原因的解釋。很顯然，在他看來，史料的發現與研究，是促成中國史學進化的主因。他在《引論》中寫道，五四運動以后，”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于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而考古學的貢獻，正如他在后面寫道，是在于發現新史料。新史料的發現，”一方面可以補充過去史藉的不備，一方面卻又決定了后期史學的途徑“。? 紗耍?頤強梢鄖宄?乜闖觶?詮蓑「昭劾錚?篤謔費У慕?劍?饕?硐治?蒲Х椒ǖ腦擻茫??蒲Х椒ㄔ擻彌?尚В?謨詵⑾趾屠┏淞聳妨稀V檔米⒁獾氖牽?蓑「賬淙喚?泄?費У目蒲Щ?饕?楣τ諼餮蟮目蒲е問販椒ǖ氖淙耄???幣滄⒁獾街泄??持械慕鶚?Ш捅?狙У難芯俊T謁?蠢矗?餮笫費У撓跋歟?饕?硐治?鎦?泄?д咄晟破渲問返姆椒ǎ??揮型耆?〈?醞?某刪汀R虼慫?氖費Ч郟?脖硐至宋逅拿褡逯饕邐幕?鄣母叢猶卣鰲?/P>

在顧頡剛眼里，現代史學不僅應當是科學的，而且應該是大眾的。作為一名史家，他的這種視野是難能可貴的。在本書的末編第四章里，顧頡剛專門討論了”俗文學史與美術史的研究“，而且認為這些研究，都會有助于史家了解歷史的多種方面。他在討論了胡適、魯迅和鄭振鐸等人的小說史研究之后寫道：”舊小說不但是文學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著最可靠的社會史料，利用小說來考證中國社會史，不久的將來，必有人從事于此“。在這里，他不僅認為小說能成為可靠的史料，而且預測社會史的研究，會在將來受人重視。如果說本書在反映了五四時期的文化觀念之外，還有什么超前于那個時代的認識，那么這一段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不僅在史料的開發上，有了更明顯的進步，而且史家的視野，也愈益擴大。社會史的研究，因此而成為主流，并且還有日益深化之趨勢。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雖然寫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視野和見識，則仍讓我們在掩卷之余，含英咀華，回味雋永。也許，這就是名作之價值吧。

注釋：

1傅斯年評語見《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1499-1542。羅家倫推薦顧頡剛事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頁60。羅在回國以前作信顧頡剛，則見于《中山大學周刊》，2-14（1928年1月），頁399-401。

2見上引《傅斯年全集》，頁1499-1542。

3恒慕義的文章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頁715-724。他之翻譯顧頡剛之自序，見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書見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劉起D的書為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書由臺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出版。吳素樂的則見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頁1301-1312。

7參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79。

8有關錢穆與胡適等科學史家的關系，參見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氏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7-18；傅杰《錢穆與甲骨文及考古學》，《中華文史論叢》，第6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48-307；以及王晴佳《錢穆與科學史學之離合關系，1926-1950》，《臺大歷史學報》(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第26期（12月），頁121-149。

9見《傅斯年全集》，頁1301-1312。

10梁啟超《新史學》，《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香港：三聯書店，1980），頁3。

11見譚其驤《本世紀初的一部著名史學譯著--《新史學《，《何炳松紀念文集》，劉寅生、謝巍、何淑馨編（上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頁74-75。

12原載《學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51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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